作者：本报记者 彭景晖 本报通讯员 王荀《光明日报》（2026年06月02日 12版）
陕西西安，制果师在唐果子制作中与爱好者交流。新华社发
四川王皮影艺术博物馆，年轻观众体验表演皮影戏。新华社发
在北京京彩瓷博物馆，游人能亲身体验京彩瓷制作。新华社发
湖南张家界市乖幺妹土家族织锦艺术馆，湖南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学习体验土家族织锦手工技艺。新华社发
【青春如是】
过去几年，年轻人涌进博物馆，成就了“文博热”的上半场。排队进展厅，找镇馆之宝，拍照发朋友圈，配文“穿越千年”——这套流程被重复了无数次。博物馆成了网红地标，文物成了背景板。
如今，上半场还没散场，下半场已经开始了。
年轻人不再满足于隔着玻璃看文物。他们走进修复体验课，亲手拼接残片；报名模拟考古，在手铲和探方间“挖历史”；钻进沉浸式解谜游戏，从参观者变成参与者。
从“看”到“做”，从“打卡”到“认领”，“文博热”正在经历质变。
1.“历史可写在书上，也可捧在手心”
2025年3月，山东省德州市博物馆推出一堂文物修复体验课。文博爱好者围坐长桌前，听馆员讲陶瓷的材质、损毁原因、修复原则。他们拿起工具，化身“文物医生”，亲手拼接破碎的瓷片。
在北京海淀区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刘梓睿，原本只是周末去德州找朋友玩，顺手报了个名。“没想到，碎瓷拼上去的那一刻，激动得手都在抖。”她说，“以前看文物是‘哇好厉害’，修完之后觉得‘我和它有关系了’。”
一堂课，让她“入了坑”。回北京后，她开始四处搜罗修复类体验活动，甚至翻出《中国陶瓷史》来读。“走马观花刷博物馆，已无法满足我。现在我会盯着一个瓷器看很久，猜它原来碎成什么样，修复师是怎么拼回去的。”她说。
在广东，中国客家博物馆推出“文物新生工坊”，市民可体验装裱、瓷片修复、拓片等传统技艺。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，大学生在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中体验青花瓷修复，媒体形容为“指尖可感的文化传承”。
与此同时，另一批年轻人拿起手铲，走进了探方。
2026年北京公众考古季，主题是“触摸考古 解读北京”。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邀请市民走进各类考古遗址，参与体验、模拟发掘，了解考古流程。其中，长城考古研学项目格外受欢迎，参与者可在专业指导下走进长城发掘现场，亲手体验考古工作。
30岁的陈思琪，北京一所高校的行政工作人员，第一次站在探方边上。那天太阳很大，她全然忘了防晒，入神地听着领队讲解地层的划分、陶片的断代方法。
“领队指着一块石头说，‘这可能与明代戍边有关’。”陈思琪得知可以自己动手，就用手铲轻轻拨开泥土，一片陶片慢慢露了出来。“以前历史是书上的字，挖出来的那一刻，历史是手里的物。”她拍下这片陶片并将照片设成了手机屏保，爱不释手。
很多地方也在进行类似尝试。湖南常德博物馆建了一个模拟考古体验区，设了数个探方，仿照战国楚墓建造。郑州商都书院街推出“城市考古体验课堂”，游客可以用手铲在探方内“发掘陶片”，还能拍一张“文物守护人”证件照。这些项目无一例外，都成了年轻人争相预约的热门活动。
还有第三种参与方式。国家典籍博物馆推出的《故纸修复师·司录遗卷》，是一个沉浸式解谜项目。玩家一进门就领到一本“工作日志”，化身古籍修复师，在展厅里找线索、解谜题，与历史对话。这不是传统的剧本杀，没有凶杀、没有侦探，只有一本残破的古籍和一堆等待被串联的线索。
32岁的媒体人周子恒玩了两次。“第一次是好奇，想知道博物馆里怎么做解谜；第二次是想把没解开的谜弄清楚。”他说，“不是博物馆‘喂给我’，而是我自己找答案。你走在展厅里，低头看展柜，抬头找线索，感觉自己不是参观者，是参与者。”
他特别提到一个细节：解谜过程中，他需要仔细阅读展板上的说明文字，而这些文字他以前逛博物馆时从来不看。
类似的尝试还有不少。上海历史博物馆推出“我和我的上海”AI互动剧本游，观众以点检员的身份“穿越”不同历史时期，完成制盐、修复纺车等任务。韩美林艺术馆则创作了非遗实景剧本杀《消失的彩印花布》，把非遗知识藏进实景搜证中。
这些“新玩法”看起来各不相同，但有一个共同内核：年轻人的文博热不再止步于“看”。
2.追求“感受到”“参与过”“我也有份”
刘梓睿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“上瘾”。在与记者的讨论中，她最后给出一个答案：“修复文物时，我觉得自己是参与其中的。”
“你看文物，它很古老，但你跟它没关系。修复的时候不一样。你的手在碰它，你的判断在决定怎么拼。做完之后，那件东西里有你了。”她说。
这种感受，很多体验过修复文物的人都这么描述。它有点像完成一件手工艺品后的满足，但不完全一样——因为你在修复的是一件有年岁的东西，它比你老得多，有自己的故事。“在延续一个生命”的体悟，让刘梓睿感觉“自己不是只会刷手机的现代人”。
陈思琪的感受不同。她不是被“有用感”驱动的，而是被“真实感”击中的。
参加考古研学之前，她对历史的认知全部来自书本和纪录片。那些内容都是别人消化过的、整理好的、讲给她听的。她从来没有自己“发现”过历史。
“当你真的从土里挖出一片陶片，你就知道，上一个碰它的人，可能是几百年前的人。几百年的距离，因这片陶片，变得没那么远了。”
这种体验是书本难以替代的。手铲碰到泥土时的质感、陶片上残留的纹路、泥土本身的气味，这些细节太具体了，又能调动多方位的感官。年轻人渴望这种“不可概括的真实”，源于在一个被算法和滤镜包裹的年代，真实触摸就是稀缺品。
周子恒给出了另一个答案。“为什么愿意玩第二次？因为一次是被带着走，另一次是自己找路。”
他说，大多数博物馆参观是单向输出的。展品摆在那里，说明文字写在旁边，你只能被动接收。但《故纸修复师》不一样。它没有标准答案，每个人解出来的线索可能都不一样。你先看哪个展柜、寻哪条线索、放弃哪个谜题，都影响体验。
“我是在主动‘探索’。探索的结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过程，是‘我自己去找’。”
这种“我来发现”的感觉，是很多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缺失的。工作有KPI，试卷有标准答案，连社交媒体都有算法告诉你什么内容“更受欢迎”。而在这个解谜游戏里，没有人限制你走哪条路，只要你自己觉得有意思就够了。
这三种感觉，刘梓睿的“有用感”、陈思琪的“真实感”、周子恒的“自主感”，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：年轻人为什么不再满足于“看”？因为他们想要的不是“知道”，而是“感受到”“参与过”“我也有份”。
3.“文化认领”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
刘梓睿最近在考虑一件事：报一个文物修复的培训班。“我知道转行不现实，但我想认真学下去。”她慢慢发现自己对这个领域的兴趣，不是一时冲动。
记者采访时，她还没有下定决心，但已开始认真查资料、问路径了。从“体验者”到“学习者”，再到潜在的“业余从业者”，这是一条身份转变的路径。不是每个人都会像刘梓睿这样走得那么远，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把自己定位为文化的守护者，而非旁观者。
考古研学结束后，陈思琪加入了北京的一个文保志愿者协会。周末，她和志愿者一起去郊区遗址调研，看有没有人为破坏或自然损毁。
“以前逛遗址就是看热闹，‘哦，这是长城’，拍张照就走了。”她说，“现在不一样。你会看城墙的裂缝、砖块的移位，你会想这个需不需要报修。不是因为我懂，而是因为我觉得我有责任。”
她承认自己懂得不多，调研时主要是观察和记录。“但至少我在做，不是只在手机上点个‘关注’。”
周子恒选择了另一种延续。他在互联网平台写博物馆解谜攻略，测评不同场馆的剧本、难度和沉浸感。他的帖子下面，经常有人问“这个怎么玩”“适合小白吗”。
“带了几个朋友去玩《故纸修复师》，他们原对文博兴趣不大，玩完之后说‘原来博物馆还能这样’。”周子恒说，“好东西要分享。”
从体验出发，有人走向学习，有人走向守护，有人走向传播。在一些文化学者看来，“学习、守护、分享”这三条路径，便是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，是当代青年从“文化参与”到“文化认领”的过程。
“认领”这个词比“喜欢”更重。喜欢可以是远距离的，认领意味着“我负责”。修文物、挖探方、解谜题的年轻人，不再只是文化的消费者，而是文化的共建者。
“文博热”有了“新版本”，年轻人的热情已经摆在了明面上。但光有热情不够，现实问题是：很多人不是不想继续，而是“继续”的成本太高。要么没时间，要么没渠道，要么不知道从哪儿开始。
另一边，文博机构虽有扩大影响力的诉求，但存在难处：人手有限、经费有限、安全责任大。志愿者组织同样有门槛，培训、管理、风险防控都需要投入。
两边的需求都对得上，但中间的路还没铺好。一位长期观察文博领域的媒体人感慨：“‘文博热’的土壤已经翻好了，但种下去的种子能不能长好，还得看后面怎么浇水、怎么施肥。”
“认领”之门后面的路谁来铺？怎么铺？是让年轻人自己摸索吗？
“文化认领”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。答案不在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机构身上，而在于整个社会对“文化认领”这件事的理解有多深，以及愿意为它付出多少行动。
好在还有时间。“文博热”的下半场，才刚刚开始。
（本报记者 彭景晖 本报通讯员 王荀）